《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了编写编制说明、相关附件及其具体内容，第18条规定了征集意见的处理。
其次，由于实践中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居多，因此常委会在立法权上面临的限制，同样适用于介入司法制度的决定。将司法制度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是为了保证人民掌握司法权。
换言之，内部组织是否属于作为法律保留事项的组织之范畴，关键要看其对于审判权行使的影响是否从内部迈入了外部。假使地方立法和司法解释能够介入司法制度，势必也需要某种形式的法律授权，此时也会面临同样的约束条件。进入专题： 司法制度 法律保留 司法解释 。该条提出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虽然对司法权运行造成了影响，但用意之一恰恰在于排除可能的地方干扰，可以获得肯定性评价。其次，即便是传统上奉行法律保留的议会内阁制，也并不当然认为所有的组织性事项都应当保留给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89年和1999年制定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135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
另外，国际法意义的权力确实应该承认，但最好在区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前提下关注和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着先国内法后国际法的顺序展开研究。前者是后者在观念上的反映，是人对后者范围、本质的认识成果的记录。为了尽可能深入地认识这些基本的法现象，法学需要引入一个有特别需要的配套概念：本质实体。汉语法学话语体系建设最关键的课题应该是形成新的核心范畴，以置换或矫正已明显与中国当代法律实践错位的权利或权利义务定位。
实践法学是相对于本本法学而言的。汉语实践法学建构基本范畴乃至理论体系的方法，是以马克思批判性改造黑格尔的绝对方法而形成的新的绝对方法为基本依托的，实际上是绝对方法的法学应用。
而且，同属本质主义的学者群体，对于同一种法现象的本质，往往也其说不一。今天看来，这种选择学科基本研究对象的方法，同现代物理学基础理论选择基本粒子、生物学基础理论选择比细胞更小的分子做基本研究对象，道理上是完全相通的。在当代汉语法学里，权一直是作为指称权利、权力、剩余权三者之共同体的汉字名词使用的。[19]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还是以权为例，这表明：（1）立体的权力概念反映了权力多样性的统一，即权力以国家机构等公共机构为主体，以国家的权力及其具体存在形式职权、权限、正当公职特权、正当公职豁免为表现形式，以公共利益、公产为物质承担者，其体量、强度随公产体量、集中控制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只看到自己民族语言特定方面的优势，看不到其特定方面的劣势。本质实体以具体的甚至是可衡量可度量的载体的形式展现相关的法现象的本质。按照这个定义，汉译外语法学论著并不是汉语法学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绝对方法是批判地改造黑格尔的绝对方法的产物。众多欧洲语言，如德语用Recht、俄语用право一个名词表述法律和权利两种有根本区别的概念，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只能根据上下文才能区分它到底指其中哪一个。
对实践法学这一定位和称谓中的汉语一词的使用，也有交代的必要。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它像权利、剩余权一样，是权的一部分，其利益内容、财产内容也是权体现的利益内容、财产内容的一部分，而且与权利一起构成法权。3.5+1+1基本范畴体系用立体概念展现了各个基本的法现象的客观多样性的统一。如百年来仅汉语法学和汉译日语法学对法的本质的认定，就都不下十数种之多。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到汉语实践法学与权利义务法学的一大差别。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35]不过，历史上短暂使用过法权一词，汉译马克思著作时因误译使用过法权一词，纠正后仍遗留下延续至今的后续影响等等情况，都不妨碍实践法学选定法权为核心范畴。
[15]对此，列宁的评价道：这一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很不错地作了某种总结。推动汉语法学话语体系变革，实为下大力气利法学研究之器。
本本法学泛指各种脱离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基于一百年来的一些既有汉语法学论著或法学教材形成的法学范畴体系和相应基本命题。作为汉语法学话语的核心，权利或权利义务的定位一百多年未得到更新、改进，甚至也罕见新构想，少有实质性讨论。
我国宪法、法律文本中还有记载法权的更典型更直接例证。权力是法权（正题）→权力不是作为私益从而私产之表现的那部分法权（反题）→权力是作为公益从而公产之表现的那部分法权（合题）。
另外，就第一条道路的而言，如果我们主观上不选择法和其他社会规范都确认、承认的权为分析起点而仅仅选择法确认、承认的权为分析起点，从而直接蒸发出法权，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安排会有把剩余权结构性地排除到法学研究范围之外的缺憾，不是最好的选择。＊广东财经大学人权研究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一件事物的‘本质看来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变化就不能不丧失事物自身的亚里士多德[17]因此，在他看来，对概念下定义就是对于一件事物的本质性质的陈述。事实上，仅就我国狭义的法律体系看，其中就大量、常态化地使用着单字名词权。
它们之间界线划得是否适当，是需要不时重新考虑和调整的，因而剩余权也是法的创制、执法和司法都需要面对的现象，当然也是法学研究的对象。童之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第15-38页。
于是，每当面对权时，就只好参照由西文翻译引进的权利、权力等名词对其做一番审视，对其加以辨识或必要时做相应的翻译，至于按这种逻辑思路无法辨识和翻译的权，那就干脆忽视之、绕着走或以权利等名词不合理地硬译之。又如，权利和权力这两个从法权上升而来的更具体概念的产生方式是：权利是法权（正题）→权利不是作为公益从而公产的法律表现的那部分法权（反题）→权利是作为私益从而私产的法律表现的那部分法权（合题）。
如1954年《宪法》第61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第二，整个法学不能只限于权利，还应包括权力。
那么，要从哪里开始呢？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以探寻权利和权力确切的社会经济内容为重点从根本上说明权利和权力本身的属性，并将两者区分开来。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有本质，而且每种品类也都有本质。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314页。
[11]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0页。（二）实践法学话语体系以法权概念为核心范畴，它反映的实体是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各种权。
所以，确立实践法学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其中的核心话语，无异于汉语法学面临的一场革命。法的一般理论的必要功能之一就是合理、融洽（包括自洽）地解释全部宪法、私法、公法现象。
如果说做好法学研究是人们欲做之事，那么，合格的法学基本概念就是器。（4）汉语法律文本中的这类权和汉语法学描述它们的法权，都真正是中国本土和本民族的特有法律、法学资源，因而很自然，在任何西语法律文本、任何西语法学原创论著中都不可能找到与它们对应的、可互译的名词。
